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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韩爌，冯紫英却不太熟悉，甚至没有见过，只知道此人也是山西士人中的翘楚人物，和乔应甲并称山西士人的领袖，只不过一个在朝，一个在野。

    但韩爌原来也曾担任过南京吏部主事和湖广提刑按察使司的副使，再后来也短暂出任过工部右侍郎，因为和时任首辅申时行不睦，便辞官下野，但这一次很显然是要重新入朝了。

    一一见礼之后，冯紫英很快就投入到了掺茶倒水的大业中去了，一直到乔应甲和张怀昌进来。

    这基本上是北地士人在京中的大部分精英了，除了一些在野而在外游历或者说不在京在地方上的北地官员，这一批士人除了冯紫英之外，几乎都是具备了可以直接出任三品大员以上资格的大人物。

    大周沿袭了一些前明的旧例，那就是辞官下野的士人基本上重新出山入朝的官职不会低于他曾经担任过的职位，甚至还可能高升一二级，也就是如果你是正四品官员辞任下野，那么你重新出山甚至可能直接坐到从三品或者正三品的职位，所以在大周辞官下野并非什么难堪之事，甚至还会显示你有坚持和风骨。

    只要你背后有党人（士人）支持，你认为上司或者同僚与你政见不同甚至矛盾冲突太大难以调和，你都可以辞任，当然这种辞任之前一般都会和统一体系的士人先                    士人先行协调好，这也是为日后复出做好准备。

    当然在冯紫英看来，虽然大周士人也基本上形成了以北地士人、江南士人、湖广士人为三大派系的所谓党人，但实际上这并非近现代真正意义的政党党人，而主要是以地域乡党、同年等为纽带的朋党，其中尤以籍贯和工作生活地域为甚。

    比如李三才虽然是籍贯陕西，但是他却求学于江南，加之长期在金陵、淮安等地任职，所以心理上就更倾向于江南士人的观点理念，所以这也让他颇受北地士人攻讦诟病，却被江南士人引为同党。

    同样如张景秋，他虽然是南直隶人，但是因为求学于京师崇正书院，后在保定、济南等北地大府任职，到了南京任职之后又被皇上钦点擢拔入朝，态度更倾向于皇上，而永隆帝素来不受江南士人欢迎，所以他也勉强可以划入北地士人体系中，但又因为态度过分倾向与皇帝而受到士人猜忌，所以身份有些尴尬。

    冯紫英一直在认真琢磨整个大周士人体系中的派系划分与观点理念的关联度，他发现这中间还真没有太大的明确界限。

    也就是说这些所谓士人也好，党人也好，更多是以乡人倾向为纽带，因为往往共同的地域宗族利益能够形成较为一致的政治理念，同时这其中兼顾了同年同学情谊，再夹杂一些个人感情好恶。

    所以这些士人党人根本无法算是真正的政党党人，其凝聚力和向心力很有限。

    当然作为士人的风骨，他们对如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的伦理准则却还是十分坚持的，这一点应该是维系向心力凝聚力的一个基本要素。

    齐永泰进花厅的时候还难掩面上的疲惫，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入座，冯紫英也很知趣地坐在了最下首，紧挨着孙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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